自序
2046年的圣诞节就要到了，我的这本《欧洲共和国的兴起与失败》终于完成了。在我迄今出版的所有作品中，这是最接近历史本身的一部。在遥远的少年，我的理想是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迄今漫长而短暂的人生中，我曾对东方祖国的国史下过巨大的功夫，可惜所有这些努力，最终都没有结果，也不可能有结果。
去国三十年，吾不归矣！
三十年来，我一直在欧洲这片美丽而破碎的土地上工作和生活。作为透露社欧洲分社曾经的首席纪事，我报道，甚至身临其境地参与了这三十年中诸多决定欧洲命运的时刻。这其中最深刻的，无疑是2025到2035年之间——具体说，是从2025年法国国庆日到整整十年后的同一天——那场波澜壮阔的欧洲国家化运动。
我写下的这段历史，不仅是欧洲作为地理概念的历史，更是欧洲作为一个文明，去寻求主体性、确认自我的痛苦历史。像太史公写《史记》一样写下这段历史，也算是我对那未能完成（以后也不可能完成）的中国史，一个微不足道，却又聊以自慰的交代吧。
欧洲国家化，即建立一个统一的、以欧洲为名的文明国家，是一场历史悠久的思想与政治运动（对此，可参见拙著《欧洲国家化的起源》）。本书涉及的，则是2025至2035年间的“欧洲共和国运动”——这是欧洲国家化最近，也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。我希望能最大可能地，忠实且全面地还原这段历史。
这场运动的标志性起点是2025年7月14日，是司马小愚生日的前两天（给不知情的读者：司马小愚是我儿子）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国庆阅兵之后，突然发表电视讲话，宣称以“欧洲文明的共同命运之名”，向正处于俄罗斯侵略中的乌克兰，提供单方面、无条件的核保护伞，并联合德国、波兰、捷克，组建“欧洲援乌超级委员会”。之所以称之为“超级”，是因为这个委员会具有近乎主权国家的权力，在授权范围内可以协调成员国的财政、外交和军事，并具有强制性。它采用简单多数制决策，彻底避免了旧欧盟和北约那种旷日持久的“脑死亡”状态。
此举引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。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弹，法国于八月成功进行了洲际导弹试射，马克龙对记者表示：“打到莫斯科，其实不需要那么远的射程。”九月，“欧洲人民志愿军”成立，班尔固等无数怀抱理想或野心的人投身其中。在东方力量的意外入局下，欧洲的军事工业被迅速激活，战局在2026年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。
同年秋，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失踪，莫斯科陷入混乱。马克龙总统绕过志愿军和乌克兰国防军联合司令部，直接下令班尔固将军指挥“白虎师”，以棉被包裹吉普车消音，雪夜突袭莫斯科（行动代号“拿破仑的归来”），扶持了亲欧洲的阿列克谢·沃洛金（Alexei Volodin）总统上台。班尔固，这位前安保队长，成为了后来的欧洲军驻俄司令部司令官。这是历史性的辉煌胜利。马克龙在次日接受采访时，爆出了那句著名的豪言：“既然不能指望上帝，那就自己当上帝。”（据传闻，他当时看了一眼身边的总统夫人，又低声补充了一句，“当然，在夫妻关系里这样不行。”）
俄罗斯亲欧政权上台后，俄欧签订了《永久和平条约》，俄罗斯全面退出乌克兰。然而，胜利的辉煌，似乎只是加快了内部裂痕的暴露。解除了来自东方的直接威胁，欧洲各国反而开始对法德强力推动的欧洲国家化运动，感到了深刻的不安。
从2027年“欧洲安全与发展超级委员会”（超委会）的成立，到2028年“欧洲国家化”进程的正式启动，每一步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。民族主义的反弹、经济利益的冲突、美国的持续打压、以及数字空间的无政府主义叛乱，让共和国的理想，在现实的泥沼中步履维艰。
超委会成立后，决定建立常设的欧洲军和欧洲防空司令部，并宣称对所有欧盟成员国的领空负有保护责任，无论该国是否加入了超委会。这种霸道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反弹。意大利那位以美貌和强硬著称的总理朱莉娅·莫雷蒂（Giulia Moretti），在访问美国时，对媒体扬言：“欧洲国家不需要另一个爸爸，而且全欧洲人都知道马克龙先生面对太太是什么样的，他也当不了我爸爸。”返程途中，欧洲防空司令部起飞“阵风”战斗机，对莫雷蒂总理的专机进行“伴飞”。莫雷蒂总理在万米高空，电话质问马克龙，得到的回复是：“作为欧洲领导人，我要保护女士您的安全。高空飞行，可不太安全哦。”据机组人员后来透露，总理女士气得当场摔坏了她的手机。
利用这些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的拙劣手段，超委会磕磕绊绊地推动着它的议程。终于在2034年，它迫使大部分欧洲国家加入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“欧洲共和国筹备会议”，并决定于11月9日投票，以决议各国是否正式进入国内公投进程。一旦通过，欧洲国家化将进入不可逆的通道。当夜，欧洲各国首脑在布鲁塞尔这座计划中的共和国首都通宵宴饮，望着窗外天空的星辰与万家灯火，领导人们频频举杯，金色的香槟洒在空中。马克龙总统大声宣告：“这是欧洲历史，不，这是世界历史关键的一天！”
就在此时，一位秘书惊慌地拿来手机，德国总理舒尔茨从TikTok的短视频和直播里，得知了柏林发生政变的消息。新政府宣布，德国退出欧洲共和国的一切进程。几乎同时，马克龙接到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加密电话，电话里的人用一种冰冷而平淡的语气说：“如您所说，这确实是欧洲历史关键的一天。哦不，是世界历史。”，嘟嘟嘟嘟。这就是史称“布鲁塞尔之夜”的那个著名的夜晚。
“布鲁塞尔之夜”后，德国的欧洲主义者曾谋划反政变，但被驻德美军迅速镇压。驻欧美军与新生的欧洲军，发生了危险的对峙。最终，在中国主席特使的斡旋下（他公开对记者说：“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，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世界安全的基石，不可动摇。”），美欧达成妥协，互相承认存在，并划分了势力范围。
此后，法国曾尝试在没有德国的条件下建立一个“小共和国”，不果。欧洲的政治板块，陷入了更深的动荡。乌克兰联合东欧国家，筹备“东欧联合体”，并被披露尝试再次拥核，似乎试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东欧超级大国。此举，引发了整个欧洲大陆更大的动荡与不安。
最终，在2035年7月14日，欧洲各国在维也纳签署了新的《维也纳条约》。条约确认了各国主权，承诺任何非核国家不得追求拥核，不再寻求建立新的欧洲国家，但会继续追求欧洲一体化的最终意图。这份文件，后来被历史学家们，视为“欧洲共和国运动”的正式终结。
在这十年中，作为记者，我参与了很多关键时刻的现场。最具戏剧性的，或许是2034年春天，那场本应是“欧洲共和国”诞生的预备会议。会上，欧洲各国领导人要推举将成立的共和国首任候任总统。作为现场唯一的非欧洲籍、非官方人士，我被邀请帮助他们计票。于是，我拿起了笔，用中国最古老、最传统的“画正字”的方法，一笔一划地，在白板上记录着欧洲未来的命运。票选出的候任总统，一点也不意外，是时任法国总统马克龙。
在之后那混乱的十来分钟里，全球媒体的头条都在疯传：“一个中国人，决定了欧洲的第一任总统。”我也常常用这句话自矜。几天后，我跟儿子司马小愚视频通话，得意地告诉他“我决定了欧洲未来的第一任总统”时，司马小圆给我拿来了她的手机。我看见TikTok上正在疯狂流传的视频：德国发生政变，共和国的筹备会议被无限期推迟。而在那场著名的“布鲁塞尔之夜”的宴会上，马克龙总统的高脚杯，碎裂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。
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画下的那个“正”字，不是权力的加冕，而是一个巨大时代，走向终结前，最后一声清脆的、荒诞的叹息。
本书的大量材料，来自鬼谷子·谢林博士（Dr. Corax Schelling），古德曼·斯波茨沃德博士（Dr. Goodman Spottiswood），法蒂玛女士（Ms. Fatima），马克龙先生（Mr. Emmanuel Macron），班尔固将军（Général Ben-Gourion）等诸多当事人的慷慨分享。我与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核对与求证。本书若能成为一部信史，他们的功劳远大于我。而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讹与不足，则全是司马小千的责任。
司马小千
二零四六年冬于科莫湖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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